2023年，全球極端天氣頻發，從最炎熱的夏天到最寒冷的冬天，氣候危機從未感覺如此迫近。本月在阿聯酋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傳出一些令人振奮的消息，但即便各國政府完全實現在本屆大會上所做的所有承諾，也只能達到將地球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這一目標所需減排的約30%。

對此，商業世界在做出哪些努力？又在應對氣候危機的進程中看到了哪些商業機會？在12月8日于上海召開的《財富》MPW峰會上，五位來自制造業、零售業、金融業、評級機構的代表匯聚一堂，分享了各自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以下為編輯后的討論實錄。

宜家：把外賣餐盒變成地毯

王昉：每一件家具從設計、生產、制造，一直到運輸、門店銷售，鏈條非常之長。對宜家來說，減碳的最大難點在哪里？

陳慧：宜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怎么樣為大眾提供健康且可持續的生活；二是業務增長必須要符合循環經濟的邏輯，同時氣候友好；三是通過生態鏈努力實現公平和平等。我們的目標是，到2030時全價值鏈實現減排50%，最晚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

家具所使用的材料是最大難點，占到全價值鏈碳排放的52%。而中國又是宜家的最大采購國，占比超過四分之一。我們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減少材料的排放，怎么用可再生、可回收的材料替代原生料。為此我們也指定了一個目標：到2030年時，我們的產品使用的材料100%實現可回收、可再生。截止目前，我們60%的產品已經使用了可再生材料。

王昉：我聽說你們正在把外賣的塑料餐盒做成地毯。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

陳慧：宜家門店賣的地毯，大部分是用一種材料做成的，那就是丙綸，每年我們賣掉的地毯要使用3萬噸丙綸，相當于12萬噸的原油。讓這種材料循環起來刻不容緩，我們責無旁貸。但是丙綸的使用場景非常窄，我們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滌綸，所以循環難度非常大。

在一次偶然的跨小組交流中，我們發現，我們平常吃外賣時用的外賣餐盒，是用一種叫作聚丙烯的材料做的，而聚丙烯和丙綸其實是一回事，是同一個材料的不同形態，這個發現讓我們十分興奮。僅在上海一個城市，每周外賣的餐盒使用量就達到300-500噸，很驚人，到了全國維度，每年外賣餐盒的使用量是百萬噸級。外賣餐盒是可以回收的，但根據中國的法律法規，回收之后不能再重新做成食品包裝，一般情況下，要么降級做注塑產品，大部分情況下則是填埋了，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們想：為什么不把它用來做地毯？

我們現在已經為“餐盒變地毯”做了戰略性布局，首先會通過新品來替代。用再生丙綸做成的地毯會在明年4月份上市。透露一下，性價比非常好。

王昉：這能讓我們在點外賣時，減少一些負疚感。對宜家來說，這樣做會增加成本嗎？

陳慧：大家都知道，用符合標準的再生料來做產品，一般比用原生料成本更高，比如再生滌綸一般貴20%-50%。但在地毯項目中，我們通過創新，實現了用再生丙綸生產的產品和原生丙綸同等價格。這種高性價比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機會：憑借這樣的性價比，中國可以成為再生地毯原料的輸出國，出口到土耳其、比利時等地毯生產國，從而賦能宜家的全球產業鏈。

王昉：這很有意思?？紤]到中國是這樣一個消費大國，會產生大量的塑料廢棄物，又有技術，也有完整的產業鏈，所以中國可以從循環經濟的角度切入，重寫全球供應鏈。

陶氏：以科技助力循環經濟

王昉：陶氏恰是一家材料科學公司，是如何通過更有科技含量的材料來助力可持續發展的？

朱成怡：陶氏的材料廣泛應用于包裝、建筑、汽車、消費電子等各行各業當中。陶氏也是改革開放以后最早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外企之一，至今已在中國經營44年，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服務網絡、世界級的生產基地和創新中心。

近幾年來中國一些新興行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包括光伏、新能源汽車、風電等等。陶氏的很多材料廣泛應用在這些行業中，比如說，我們的有機硅導熱材料可以用在新能源電池中，聚烯烴封裝薄膜用在光伏中。這些材料很多就是我們的上海創新中心研發的。

每年，我們會舉行30場以上的頭腦風暴，我們與價值鏈上的上下游企業和客戶一起探索，如何用我們的材料助力循環經濟的實現，比如，如何從源頭上提高塑料的可利用性，以及塑料廢棄物的再利用性。

舉兩個我們在中國的真實案例。一個是我們跟蒙牛合作，推出全聚乙烯酸奶包裝，讓通常很難回收的食品包裝袋實現了回收再利用。還有一個例子是，我們與立白合作，用雙向拉伸聚乙烯樹脂這種材料，做出了完全可回收的洗衣珠的包裝材料。

陶氏計劃到2030年時，在全球市場降低500萬噸的碳凈排放額，相較2020年減少15%，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這個目標非常艱巨，而中國又是我們最大的國際市場，因此我們中國團隊將積極探索如何幫助公司在全球達到這個目標。

TCL：把環保、人才教育融為一體

王昉：TCL最近承諾“2030年碳達峰，2050年碳中和”，在減碳上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

魏雪：TCL成立42年了，已經成長為橫跨半導體顯示、半導體材料、智能終端以及新能源光伏等多領域的綜合產業集團。2020年我們進入新能源光伏產業，這也是我們向綠色轉型跨出的堅實的一步。隨著TCL綠色金融資本的投入，我們已建成13個國際級和國家級的綠色工廠，發行了15億的綠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全部用于綠色工廠的建設，預期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8.52萬噸。

綠色轉型的路上，我們有一點自己的經驗，總結了三個原則。第一，要有全面定制化的應對策略。TCL已經將ESG管理評價體系上升到了戰略層面，所有相關部門和產業鏈條都要在其管理之下。我們制定了一個五年審視周期，以此確保我們2050年能夠達到碳中和目標。

第二，要與各個利益相關方形成合作伙伴的關系，不僅自身投入綠色行動，還要推動科研院所、民間組織或者公民個人，特別是青少年加入到綠色行動當中。舉個例子，今年9月份我去了內蒙的呼和浩特一中，我們為這所學校建設了低碳光伏校園，不僅在學校的屋頂、公共區域建設了光伏發電系統，也為同學們設計了光伏互動課堂，在學校走廊里搭建了新能源光伏互動知識角。

第三，要整合資源，促進合作，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專業知識和網絡共同實現綠色發展。目前TCL已經在12個行業幫助50多家工廠實現了能源系統的智能化管理，累計降碳約15萬噸。

王昉：您在TCL負責很多公益項目，尤其關注鄉村教育。為什么執著于這件事？這對TCL的可持續發展有什么助益？

魏雪：無論我們談的是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還是氣候變化，最終都要落到人的身上。有一句話說，“最大的公平是教育的公平”，所以這些年我們一直比較關注如何把環保、人才教育融為一體，希望把青少年培養成應對氣候變化、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領軍者。

比如說，過去十幾年，我們做過關注高中生培養的項目、關注鄉村教師的項目、智慧教室的項目。通過智慧教室，我們邀請城市中的名師，讓鄉村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共上一堂課。再比如我們最近在全國推廣光伏低碳校園，它們既能給學校帶來一些收益，同時又能讓孩子們在身邊就能感受光伏技術，近距離地看到新能源給我們人類、我們的家鄉帶來的積極改變。

渣打銀行：以外資銀行優勢助力產業向綠

王昉：能否通過一兩個案例告訴我們，渣打銀行在中國是怎么做可持續金融的？

張曉蕾：首先，在集團層面，我們設定了幾個量化的目標：到2025年之前，集團可持續金融收入達到10億美元，到2030年時調動3000億美金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在中國，我們的可持續金融業務主要分兩塊，一塊針對“純綠”產業，一塊做轉型金融。

“純綠”指的是，在中國出口的“”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板——領域，我們做了全產業鏈布局，發揮我們作為外資銀行的優勢，用境外的網絡為中資企業提供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服務。一個最近的案例是，一家中國的風電公司要在阿根廷設立5家風電發電廠，我們聯絡了很多國際金融機構，牽頭為它成立了一個2.7億美元的銀團，這也是中國阿根廷貿易走廊當中第一筆可持續綠色金融。

在另一個案例中，我們聯合7家國際金融機構，在阿聯酋的迪拜做了一個很有標桿性的太陽能發電項目，給當地提供清潔能源。這個項目由上海電氣總包，有多家來自全球各地的供應鏈廠商參與，有很大的影響力。

第二塊是轉型金融，也就是在高排放、碳密度比較高的行業逐漸轉綠的過程中，為它們提供金融服務。我們在2021年推出了轉型金融的總體框架以及相對應的產品，這幾年發展得不錯。

舉例來說，我們給一家歐洲排名前三的可再生能源貿易商提供了一筆可持續的跨境貿易融資，專門用于收購中國符合國際標準的可持續能源產品。另一個例子是，我們向河鋼集團下屬的河鋼供應鏈提供了首筆轉型融資貸款，用于收購廢鋼，為這家傳統大型鋼鐵企業轉型提供助力。

王昉：不管是“純綠”還是轉型金融，你們在尋找投資標的時是怎么做盡調的？怎么確保它們沒有“漂綠”？

張曉蕾：大型企業通常都有完備的轉型發展路徑圖，可量化的戰略，也發布相應的ESG報告。我們只要把它們跟我們的可轉型金融框架做一個匹配，看看吻合程度怎么樣，如果量化方面可執行、程度上有匹配度，就可以往前走。

中小型企業難度比較大一些。大部分中小型企業沒有ESG報告，在對它們做盡調時，我們要更多依賴供應鏈上的核心企業，由這些核心企業制定標準，由第三方評級機構對中小企業進行評級，評級越高，我們向它們發放貸款的利率越低，通過這種方式來激勵引導。

標普：一些中國企業ESG評分已超過歐美同業

王昉：標普每年發布知名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年鑒》，已經連續發布16年，2023年首次推出了它的中國版。能不能講一講此舉背后的考量？

黃直：中國版的出現有三個原因。第一，目前參加年鑒的中國企業已經超過2,000家，在全球共13,000家企業中，占比非常的可觀。第二，因為很多供應鏈主對下游的要求，以及國際投資機構對ESG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更加重視ESG，得分有大幅提升，這種進步值得肯定和表彰。第三，《全球可持續發展年鑒》依據的是一個全球框架，其中一些問題對中國企業不是特別適用，所以我們想出一個專門的中國版，讓中國企業更好地對標。

王昉：中國企業在年鑒中的整體表現如何？

黃直：我們為企業做可持續發展評估，不僅僅是給它們打分，也幫助它們梳理內部的ESG要求，每一個問題對標到一個國際標準，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ESG績效。其實很多中資企業在得分上已經超過了歐美的同業，比如說寶鋼股份、寧德時代，在我們的評估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分數。在制藥業、生物科技領域，中國企業整體進步很快，今年藥明生物還獲得了全球生物行業的最高分。（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