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我們正在轉危為安

《財富》（中文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總裁向來都是一個低調的職位，但是當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于2011年7月接任時，它卻成為了全世界最炙手可熱的工作之一。當時，歐洲債務危機如火如荼，IMF通常接到的求救電話都是發展中的小型經濟體打來的，現在IMF卻突然要去挽救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發達國家。前不久，在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后，IMF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170億美元的援助項目，結果IMF立即又成為了媒體追逐的熱點。當拉加德去美國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參加畢業典禮并且準備發表演講時，數百名師生到場反對，顯然他們是在抗議IMF（在拉加德上任前后）給那些需要金融救助的窮國附加條件，當拉加德取消演講后，她再次成為了新聞報道的對象。

????最近，當拉加德接受《財富》雜志記者杰夫·科爾文（Geoff Colvin）采訪時，她談論了世界緩慢走出金融危機的情況，如何讓全球經濟加快增長，女性領導人，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對于在史密斯學院引發的爭議，她除了以前的公開聲明，即她的退出是“為了保留畢業日的喜慶氣氛”之外，再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采訪內容節選如下：

????《財富》：IMF的最新預測顯示，世界經濟在經過5年的艱苦掙扎后開始有所增長。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拉加德：因為全球經濟終于要走出這次危機了。去年的增長率是3%。我們預計今年的增長率為3.6%，明年是3.9%。所以說它在進步。它還沒有發揮出全部潛力，當然在世界的某些地區，這還不足以消化當地的失業率，而這種失業情況在許多地區還普遍存在，但是不管怎樣，世界經濟開始復蘇了。

????要讓經濟增長重新回到它可以達到，而且也是應該達到的水平，關鍵在哪里？

????我們從這次危機中汲取的一個教訓是：解決問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狀況、結構，以及人口分布情況，逐個地區，有時甚至是逐個國家地采取對策。但是，所有的經濟體中也許存在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需要實行結構性改革（例如，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減少對支持的產業和團體的保護，以及去除官僚主義作風）。這是美國能夠經受得住的。這當然是歐洲人能夠做的，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能夠踏上的道路。

????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必須繼續在歐洲地區和日本發揮支持作用。目前，它正逐漸承受美聯儲穩步削減購債計劃所帶來的壓力，而且終有一天—還不會馬上到來—美國會收緊貨幣政策。從財政角度來看，在厲行節約的時期，各國普遍實行了財政整頓，現在是放慢腳步，讓經濟增長逐步恢復的時候了。

????前不久，IMF宣布了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計劃。從更廣的范圍來看，我聽說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導致西方銀行停止或者限制了向俄羅斯以及其他獨聯體（CIS）客戶提供的信貸，而且這不僅可能會拖累東歐的經濟發展前景，甚至有可能影響到西歐的經濟前景。這個威脅究竟有多嚴重？

????制裁的威脅已經造成了一些后果，并且產生了影響。你會從俄羅斯流向其他地區的資本中看到這一切。你也許還發現，俄羅斯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會顯著下滑。俄羅斯當局已經大幅下調了對經濟增長率的預測。我們把今年對俄羅斯經濟增長率的預期下調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明年是1%，但前提是地緣局勢問題得到解決，然而這個可能性不大。

????很顯然，私營領域的參與者也從俄羅斯和烏克蘭爭端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中汲取了教訓。因此，銀行撤回或者取消了一部分已經投入的資本，甚至是限制或減少它們在俄羅斯的經營活動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危機擴大，會帶來什么威脅？在20世紀90年代末，許多人都說：“好吧，問題出在泰國—這怎么可能會影響大局呢？”結果它攪亂了全局，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金融危機?，F在還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嗎？

????危機的某一個特殊因子向全國蔓延的風險一直都存在。當歐元區爆發危機時，我們都在想，“希臘在歐元區還不算大，希臘GDP的規模在整個歐元區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因此這個問題也許能夠解決?！睅缀鯖]有人能夠想到，它會蔓延開來并且形成系統性風險。所以說，是的，這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但是，我認為今天我們對休戚與共的理解更深了，無論是通過貿易、對外直接投資，還是更重要的金融渠道。

????現在，烏克蘭事件帶來了另外一種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希臘危機或泰國危機中都不曾出現，那就是能源因素。烏克蘭是俄羅斯向其他歐洲國家大量輸送天然氣的過境國。在更加偏南的地區選擇替代國目前還做不到，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尚未建好，此外還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顯然這些不確定性有可能導致問題進一步惡化。

????收入不平等是一個熱門話題，IMF對此開展了一些研究，發現不平等和低經濟增長是相互關聯的。但究竟是誰導致了誰？

????IMF一直對這個問題充滿興趣。我們一直在關注不平等給宏觀經濟以及其他政策帶來的風險。大約在一年前我談過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已經發現，而且仍然注意到不平等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并且引起了人們的擔憂，我們認為這些趨勢會對宏觀經濟和其他政策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