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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婪的工作”導致收入不平等|《零度對話》

    謝菁煒
    2023-12-04

    女性的職場平權,如果放到ESG的概念中,是一個既關乎S(社會)也是關乎G(治理)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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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零度對話”,發生在近期的《財富》ESG峰會上。我和德勤中國主席蔣穎、羅盛咨詢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程原、華大基因集團董事、執行副總裁朱巖梅,以及智聯招聘董事長、CEO郭盛就“職場平權:進展與挑戰”展開對話。

    女性的職場平權,如果放到ESG的概念中,是一個既關乎S(社會)也是關乎G(治理)的話題。職場中的性別平權不僅對釋放女性才能至關重要,對于人類未來的發展也至關重要。這是一個性別話題,但并不只是一個性別話題。所以這一期“零度對話”中,首次有男嘉賓的加入。

    我們討論了“貪婪的工作”如何導致收入的不平等;男性是父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職場的性別不平權可能導致人類社會進化的停滯;從人才招聘端和決策層,分別可以做些什么來促進平權?科技的發展如何促進平等和平權?以及,社會性別是一個“光譜”,0到1之間有很多可能性……

    這場對話充滿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和觀點的交鋒。以下是經過編輯的對話實錄。

    謝菁煒:在職場的性別平權方面,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事實是什么?造成這樣的事實,背后原因是什么?

    朱巖梅:我們看到職場中層女性很多,但是在高層還是非常少,甚至有的公司沒有。我覺得有現實的問題,也有女性自身的覺醒問題。

    程原:因為我們研究的基本上是企業的高層和董事會的人才,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高等教育之后女性進入職場,職位越高女性比例越低,在中國在高管層,女性占到17%左右,董事會當中的女性是13.8%。

    背后有自身的原因,女性可能在追逐高層職時缺乏決心和信心。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男性在追逐CEO職位的時候,調查顯示,自己能達到60%的要求,就覺得有資格競選CEO,而女性一般得百分之百之后才覺得可以競選。

    郭盛:兩個觀察,一個數字是23%,就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比男性少23%。一開始我以為是職位不一樣,或者從事的工作不一樣,導致這樣的差別。其實不是,我們發現即便是同一個職位上,男性的工資也比女性高。

    第二個現象。我們和聯合國一起做了一個研究,恰恰在職場里面最歧視女性的是女性本身。我們做過試驗,同樣的簡歷,但是把性別改掉,給男性的HR或者業務經理篩選的時候,他沒有歧視,男性、女性都一樣,但是給女性HR,她往往把女性更多的剔除在外,男性的錄取率更高。

    謝菁煒:如果這是一場經得起推敲的試驗,那么結果很意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盛:原因可能是女性更了解女性吧?!八芰辖忝没ā背S脕硇稳菖耘笥训年P系,但不認識的人之間可能也會產生這種現象。更深層次的原因,我相信你們在場的幾位女性可以討論,但是作為男性我不太有發言權。

    蔣穎:我分享兩個數據,就是57和107,這是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的數字。從2006年開始,對世界上158個經濟體做性別方面的調研,我國的排名從2008年的57位到現在是107位,每年都在下降。

    郭總談到女性更加歧視女性這個結論,我沒有做過調研,但一個組織的一把手需要認識到,在組織中、高層里,實現男女比例的均衡和多元化,這對商業是有利的。為什么要職場平權?因為這不單單是去做一件好事情,而且背后有商業的邏輯。

    謝菁煒:說到商業邏輯,程總,職場平權會為企業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好處?

    程原:根據最近的調查,被訪者告訴我們,在企業的歸屬感和向心力上,職場平權做得好的企業要比做得一般的企業增加33%-35%,另外,企業的業績和企業的創新性會比一般的企業增加30%。

    謝菁煒:我們已經看到性別不平權帶來的很多當下的、短期的影響,從長遠來看,職場的性別不平權,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哪些我們目前還意識不到的、深刻的影響?

    朱巖梅:不平權帶來很多的問題,所有ESG相關的挑戰都是因為權利沒有被平等,少數沒有被聽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明明知道少數的聲音很關鍵,但我們在實際做的時候,就是會忽略少數的聲音。在生物界,生物多樣性才會帶來創新,帶來真正的進化,如果大家趨同,就會導致物種退化,創新越來越少。

    謝菁煒:女性如何推動性別平權,這個話題已經被討論過很多次了,今天我們來談談男性可以做什么?

    郭盛:首先,職場平權不只是性別話題,也是商業話題。同樣,職場的不平權,也不要把責任全部推到男性身上,這非常不公平。

    這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克勞迪婭·戈爾丁,她一生都在研究男女平權的問題。她發現,在美國和全球各地,女性工資確實普遍比男性低。有一個概念叫“貪婪的工作”(Greedy Jobs),這是造成收入差異的重要原因。這個概念的意思是,男性在工作中投入的時間通常比女性多一倍,不是因為男性更努力,而是因為家庭的負擔,導致女性會更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家庭中。而男性在工作中多花的100%的時間,導致工資增長的概率增長200%,當你“996”了,你的晉升機會就是比別人多,這是非常殘酷的職場現實。每一個公司只要為了利益生存,就會產生這樣的現象。這種不平等,是自古以來的sociology(社會學)、biology(生物學)層面的不一致導致的。

    謝菁煒:生理結構的不同,是性別不平權的根源嗎?

    郭盛:我認為不要把性別不平權僅作為一個社會現象,然后呼吁男性應該怎么樣。這既是社會現象,同時也是一個生物現象。不只是人類,動物也是如此,對狗、對貓都有性別歧視,所以不要把它只作為一個社會現象。

    謝菁煒:我們可以做什么?

    郭盛: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說技術的進步讓女性有更多的靈活性,你可以選擇在家辦公。同時,技術讓人的生產力更多的不是取決于體力,而是腦力和工作方式。再比如說,現在很多生物技術導致了懷孕和照顧小孩變得容易很多。因而男女職場不平等的很多因素都在被消除。所以我覺得技術非常重要。不能只說男性應該怎么樣,而是需要整個社會的進化。

    我們要意識到,第一,起點就不公平,男女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跑道是不一樣的;第二,不光是企業,整個社會要發生很大的變化;第三,技術最關鍵,要回答平權問題,就要看基因怎么改變。

    謝菁煒: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通過技術消除性別的差異,從而達到平權?

    郭盛:對。

    謝菁煒:但是朱老師提出的“多樣性”被犧牲掉了。

    朱巖梅:其實社會性別是一個光譜,0到1之間有很多0.3、0.5、0.7,很多東西沒有辦法非黑即白地下定論,而且這個過程是不斷地變化的,要接受生物多樣性和生物的變化,我們一生當中的荷爾蒙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剛才郭總講的特別好,當技術讓我們不只是去拼體力的時候,女性的優勢就會彰顯出來,在同理心中體現出更多領導力。為什么說很多優秀領導者都是“雌雄同體”,因為擁有謙虛、包容等“雌性”特質,更容易勝出。所以呼喚更加多樣化。

    程原:關于多樣性我補充一點。和兩千年前相比,今天的主流領導力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以前的單一的、剛性的、自上而下、控制式的偏男性的管理風格,而是朝向系統性思維、創新性、包容性方向演變。

    我覺得商業和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進程,對于女性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好機會??墒亲罱贝蠊馊A有一組數據,70后女性選擇回家做全職母親的占9%,80后是13%,90和95后是21%,比例是一直往上走的。女性才能的浪費正在加速,這對人類的發展有好處嗎?

    謝菁煒:關于回歸家庭,也需要重視的一點是選擇的自由。在職場,或是回歸家庭,是你的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

    蔣穎:我不認為誰應該回歸家庭,而是把家庭歸還給男女雙方,男女都應該享受家庭生活和承擔家庭責任。中國的生育制度里面,女性有很長的產假,男性陪產假幾乎沒有,有了也沒有得到很好實施。爸爸不愿意家里陪小孩嗎?也可能是很愿意的,但是沒有這樣的環境。傳統的想法,加上規章制度沒有給他渠道,慢慢地就會讓他越來越沒辦將重心放在家里。

    所以我覺得很多權力應該還給男生,對他們也要公平。今天談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不單單只是性別的問題。

    郭盛:男性從基因的Y染色體來說是弱的,工作上是辛苦的,回歸家庭沒有時間。統計數據顯示,男性的壽命普遍比女性短,不只是短一點。大家說職場不公平,說女性是弱勢群體,其實男性很多時候也是弱勢的。

    謝菁煒:非常同意。我們生活在一個父權社會中,男性是不平權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實也是受害者。

    郭盛: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人的幸福感不是追求領導力和權力,如果幸福感可以被測量的話,我并不覺得男性的幸福感一定比女性高。比如在職場中得到認可,但生活里面未必幸福。

    同理,女性也有硬幣的兩面。今天的主題女性在職場里的平權,但是最不公平的不是在于最高的人沒有爬上去,而是底層很多職場女性遭受的不止是歧視,而且是性騷擾這樣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恰恰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關注,讓大家在同一個社會里面有安全網。

    謝菁煒:作為人才招聘機構,在性別平權方面,你們可以做些什么?

    郭盛:智聯招聘正在跟很多企業討論,能不能在簡歷里減少兩個要素,一個是性別,尤其是照片最好不要有,一個是年齡。這兩個因素讓很多人受到非常大的歧視。我們說職場多元化,老年人也是職場多元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職場多元化不只是男女,還有很多其他的要素可以構成多元化,如果去掉這兩個要素能夠有立法來支撐,會對整個職場,也對女性大有幫助。

    謝菁煒:這件事情的進展如何?

    郭盛:我們嘗試著做,但目前效果還不是很好,因為多數企業還是天然帶有這樣的歧視的。

    謝菁煒:人才招聘端之外,我們看往另一端:決策端。董事會能夠做什么?

    程原:董事會可以做兩件事,一是為企業提供戰略方向,另外就是監督高管的行為,為企業規避風險。在職場平權問題上,有的企業就當作一句漂亮話,但是董事會可以幫助它變成一個可落地的現實。第一點可以做的就是在董事會層面上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將職場平權變成企業的戰略方向之一。另外董事會自己也得身體力行,是多樣化、公平、包容的,這種文化可以慢慢感染企業,滲透到不同的層面上。

    具體來看,一是把職場平權作為高管評估的標準,對于高管的薪酬進行監督。比如同樣是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同樣的級別,但是工資是不一樣的,除了政策之外,還有黑箱操作的地方,需要更多的透明。二是應該把職場平權體現在晉升上。女性不會很主動地要求這件事,因此企業更應該主動把女性放到晉升計劃里去。絕大多數企業都是由男性擔任CEO,但這件事是需要他們做到的。

    謝菁煒:蔣總您是德勤中國董事會主席。很多董事會都有一個性別配額制,您如何看這個方式?

    蔣穎:德勤有178年的歷史,DEI一直是戰略中心、文化底層的邏輯,而且是董事會一號工程之一。舉個例子,我們公司有一個多元參會的承諾,就是我們參加任何一場活動,男女嘉賓的比例要求是四比六,不管是男性占40%還是女性占40%。我今天參加這個論壇,就需要向我們一個專門的組織去備案。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講,多元化的概念應該是在戰略層面自上而下的推動。在國家層面也是如此。央企、國資委在十多年前提出了中國創建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企業。經過十年的努力,國資委看到什么樣的企業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從一開始對于商業考評指數的關注,逐漸加入了對軟性實力的考量,包括品牌、文化、價值觀,這是一個很好的標志。

    在多元化方面,我們期待更多的舉措。上市公司現在都要披露可持續發展情況,其實也可以披露一下公司在多元化方面的做法。

    謝菁煒:各個層面來看,我們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朱巖梅:疫情三年其實是有退化的,如果真的有人需要回歸家庭,首選就是女性。這是值得警醒的事情,全世界都在進步,我們是不是也要進步?(財富中文網)

    我的同事Lionel Lim根據此次訪談撰寫了文章,題為“如果家庭中必須有人做出犧牲,最后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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