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時代，富人為何首選新加坡作避險港？

從上個世紀以來，大量的跨國集團率先將亞洲區總部設立在新加坡。而目前的亞洲局面來說，新加坡的低稅率和制度優勢將會成為極強的吸引力。
資本總是流動的。在covid-19疫情期間和整個后疫情時代，商業投資的流動性伴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和新加坡的商貿往來卻在這個時間段迎來了飛躍式成長。2020年1-12月，中國企業對新全行業直接投資66.3億美元，同比增長104.7%。2020年1-12月，新加坡對華投資76.9億美元，同比增長1.2%。與其說是新加坡的吸引力增加了，不如說是未來前景的不確定性在持續增加。俗話說狡兔三窟，作為嗅覺最為敏感的群體，他們已經在尋找合理規避風險的方式。選擇新加坡或許只是分散或是組合投資的一部分。從長遠的歷史上來看，中國社會每每處在巨變時期，南洋地區便會經歷一次規模浩大的資本流入。明末清初是如此，清末開埠是如此，太平天國是如此，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十年亦是如此。
新加坡的優勢也不僅僅是在地理位置上的靠近。相似的文化背景讓它天生成為整個東南亞地區地區最被中國人所接受的國家。而政治上的穩定相較于其他國家則是理想的投資地區。而在covid-19時代，傳統世界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阿姆斯特丹、東京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泥沼難以自拔，新加坡卻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給當地的企業和投資市場帶來巨大的信心。傳統投資“圣地”和金融“旗艦”的危局也促使大家重新開始考慮規避風險，這也不難理解資本的流向了。

新加坡這個答案其實完全在預料之內，不論是整體經濟狀況、地理位置以及最重要的抗疫情況。這里都是商場富豪既能呆得舒服安全，又不耽誤賺錢的不二之地。

這倒讓我聯想到了另外一個眼下境地完全相反的國家，日本。同一場疫情，新加坡在接受著富豪瘋狂消費帶動的市場紅利“加餐”；而日本卻困于奧運、抗疫和經濟衰退的多難之間。不可否認，這其中存在一定的運氣問題，但更大程度上是國家既有產業基調，以及政府抗疫政策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春江水暖鴨先知。去年12月份，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公司的創始人達里奧就宣布正在新加坡籌備設立家族辦公室，負責管理其在亞洲地區的投資和慈善事業。達里奧又一次用他的敏銳嗅覺捕捉到了新加坡的“富豪”氣息，也成為海底撈創始人張勇之妻舒萍之后又一位引來廣泛關注的超級富豪。

實際上，在避稅天堂瑞士的銀行保密法神話破滅之后，全球財富管理行業迎來地震，一場富豪爭奪戰也在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之間展開。新加坡用較低的稅率、自由的經濟環境、高效人性化的政府服務等一系列優勢，吸引了越來越多富豪入駐，可以說是香港的“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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