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成全球現象，這一問題有解嗎？

2017年曾有一條消息被廣泛傳播，又被官方辟謠：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約有60萬人，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

準確數據無從得知，不過我們確實越來越頻繁地看見、聽說有人倒在了工作崗位上，而且幾乎涉及到各種職業——建筑工人、程序員、醫生、政府官員、白領、CEO……

工作時長與“過勞死”密切相關。國家統計局上個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4小時。打個比方，如果杭州市單獨統計該項數據，恐怕要被強制996、每周工作12?6小時的阿里巴巴拉高不少。

來看看網友票選出的十大加班重災區及高危行業：程序員、設計師、媒體人、醫生、警察、公關、金融、電商、快遞員、財務。

“過勞死”人數是不是超過日本也不得而知，但人家在2014年就專門出臺了《過勞死防治法》。
不過，日本經濟學家森剛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指出，企業的用人過度只是對過勞現象的片面理解，真正把人卷入了過度勞動的循環里，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費主義的盛行。

全球化意味著企業可以聘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勞動力競爭促使打工人不得不更努力工作。
信息化指的是手機、電腦和通信網絡的組合，何時何地都可以工作，接受老板的遙控指揮。

過勞最后的結果，導致了消費主義的盛行。一切的消費，已經不再滿足于基本的溫飽，更多的是為了得到身份的認同，彰顯自己的個性。獲得社會地位的認同。努力工作獲得的高薪，最終拿去消費，然后又不得不拼命工作，這就是現代人的生活狀態。

如果說疫情初期，“在家上班”還被視作某種福利，那么越往后，這種模式的弊端就越發凸顯， “在家上班”往往變成“隨時上班”，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完全模糊，而現實場景基本是，工作一來，生活統統靠邊站。

而即使在疫情到來之前，中國職場就發生過一輪關于“996”的討論。一位“996”的大廠員工（每月工作288小時），與8小時正常工作時間（每月工作22天，共176小時）相比，每月的加班時間長達（288-176=）112小時，已經大大超過日本對“過勞”的界定。日本規定加班時間“原則上為每月最多45小時”，繁忙時每月不超過100小時，違反規定的企業將受到處罰。

之所以大家都將日本作為比較的標桿，是因為在8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前，日本人工作的瘋狂程度就到達了世界之最。而即便經歷過了泡沫的破裂，經濟和財富的積累速度也趨于穩定，但日本社會的“過勞”現象仍未得到緩解，已成為痼疾。

現在的中國也開始面對這一社會病。不同之處在于，我們的討論還停留在“996是不是福報”的水平，對“過勞”給社會帶來的代價的警醒還遠遠不夠。最近忽然出現的“躺平”風潮，大概是對這一趨勢的反動。只不過，“躺平”并不理想，健康地站著、動著、工作著、享受著，才是我們終極的生活目標。

過勞已經成了年輕人很多疾病的元兇，從所謂的“過勞肥”再到“過勞死”，勞動強度過大已經成為很多上班一族承受的最大壓力。

或許有人會說，過勞反映了東亞人吃苦耐勞的天性，亞洲四小龍經濟的迅速騰飛，與當地居民勤勞樸實的性格和工業時代精密生產技術的快速掌握密不可分。

“時間就是金錢”的背后，恐怕忽略了真正無價的身體健康，如果說早期一窮二白時大家都為多積累原始資本而瘋狂加班，那么現在則是追求如何提升生活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