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婦聯：下一步將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婦女兒童權益問題

不僅是江蘇，建議各地由政法委牽頭，司法部門、民政部門、婦聯、共青團、律師協會以及相關公益組織共同派人組成調查組，深入到重點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的村莊進行摸底調查。遇有受害人反映遭受強制并請求解救的，立即解救；沒有請求解救的受害人，要看她是否能夠正確表達意志和自主表達意志，若當事人因精神疾病等無法自主表達，調查組可結合具體情況綜合判斷是否存在收買，一旦構成收買的，立即解救。受害人并非只有小花梅，而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她們仍在遭受持續的強制和侵犯，急待解救。

“小花梅”案涉及到一系列重大問題：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保護；打擊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相關法律的嚴格實施；受害人的合法自衛權；婚姻關系、收養關系作為套在受害人身上的另一副枷鎖；收買婦女、兒童這一沉疴痼疾背后的經濟、社會、文化原因；地方官員對犯罪行為的縱容和袒護；底層群眾對人的尊嚴的麻木和冷漠，對犯罪行為的熟視無睹，甚至暗中相助；拐賣收買犯罪與受害人身患精神疾病之間的因果關系；精神病的甄別診斷和被精神病的問題；對受害人的解救、保護、安置和救濟；農村精神病人的治療、康復和安置等等。

拐賣收買婦女兒童問題不單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必須拿出綜合性、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當前有關刑期（收買與拐賣同罪）的爭論，以及修改罪名（將“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罪”改為“劫持婦女兒童并轉讓控制罪”）的討論，對于提高全社會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意識，形成嚴厲打擊侵犯婦女兒童權益的犯罪行為的共識是非常有幫助的。

不僅收買應當與拐賣同罪，還應當擴大拐賣、收買共同犯罪的打擊范圍，在受害人被拐賣、收買的過程中，凡是幫助維持、恢復受害人受拘禁、受強制、受侵犯狀態的行為，都應當視為拐賣或者收買的共同犯罪行為。

但修法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過分陷入修法的爭論容易轉移大家對事件核心問題的關注——當前應盡快解救受害者。

以前的宗族和鄉土特點使得被販賣的婦女兒童很難被解救，不像殺人盜竊，在任何社會社區都是被譴責的。但是對于花錢買老婆，在很多偏遠地區不會被譴責。解救人口反而被認為是侵犯宗族利益，同仇敵愾。這也是為什么此前拐賣婦女一直是法外之地存在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說，如果能拿出緝毒的手段，人販子將不復存在。最近關于“買賣婦女兒童同罪、同等量刑”等修法的討論，很多人會引用知名法學教授羅翔的一個視頻，他說，買賣鸚鵡五年以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三年以下。

當然，現在收買婦女兒童，確實量刑較輕。但須注意的一點是，違法成本的判定不是一個感情的直覺問題，而是一個衡量各方面影響的結果。量刑一旦太重，會導致犯罪嫌疑人殺害受害人等過激手段。在發現另外的“小花梅”之前，“她”就因為施暴者對重刑的恐懼而消失，這是令人擔心的。

自1992 年開始實施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近期就第三次修訂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有8萬多人參與，意見多達42萬條，遠超 7 條同時期征求意見的法律修訂草案，比如是“公司法”參與人數的100多倍。呼聲最高的是“收買與拐賣婦女同罪，同等量刑”。

如此熱度，與“小花梅”深受社會關切有關。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母親，也有姐妹，也有可能有女兒，女性的命運，實際上是全人類的命運。這一個事件，傷害了我們每一個人內心中最自然的情感，所以引發了大眾廣泛地呼吁。這是值得尊重的情感，也是社會的粘合劑。

但是，“修法”是一件最嚴肅的事，大眾的情感要尊重，更要評估法律修訂的后果。

“小花梅”并不是收買被拐婦女的典型案例，收買只是使婦女處于不自由的狀態，并不代表囚禁、虐待或故意傷害。該事件惡劣之處在于他收買之后對被拐賣的婦女實施的傷害行為，這些傷害行為才是更刺痛我們的。當然，源頭在收買。但是收買后如何對待被收買者，實踐中是有很大差異的。如果買賣同罪，實際上就是抹殺這種差別。這是一種不鼓勵收受者善待婦女的立法，與其初衷背道而馳。

其實，在我國現有的刑法的框架內，對“小花梅”事件中的收買，以及收買之后的虐待，傷害，囚禁行為是應當一起評價的，數罪并罰的話，是完全能夠得出一個與董某民行為的惡劣程度相當的刑罰的。所以，并不是說我們現有的法律不能對這種極其惡劣的行為罰當其罪。

“買賣同罪”的第二個問題是,收買和拐賣這個行為,從刑法的評價來說,兩者的主觀惡性和對社會的危害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抹殺這種區別，不僅違背了刑法罰當其罪的基本原則，也可能會在實施中帶來嚴重后果。如果收買者只要有收買，就可能判處無期或者是死刑這樣的重罪，那么他為了避免這種嚴重后果，就可能做出類似殺人滅口的過激行為，這種嚴重傷害被拐賣者的行為，這也是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是，不論是拐賣還是收買，其實都是我國經濟和文化教育還沒有充分發展的一個表現，它并不是一個原因，而是結果。那么，在我們短時間內還無法消除這些犯罪行為的情況下，我們的法律應當引導這種行為往好的方面去發展。尤其是“收買”是很復雜的情況，因為大部分的收買者，實際上是想跟這個被拐賣的婦女成立一個家庭。

我們的法律應該激發收買者內心中善良的東西，不要因為一個錯誤失去了其他可能性。我始終認為，人性中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法律相信善，就能激發善。我們現行的立法就有明確的規定，如果收買者沒有虐待，也沒有阻礙解救被拐婦女的，法律應該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其實就是一個良善的立法。

我個人認為，遏制拐賣婦女兒童的根本不是修訂法律，而是從一些根本的措施著手。有一句話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所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的，無外乎還是發展經濟，提升教育，加強社會基層治理，但是這些也都是緩慢而艱難的，我們應該有耐心。

最后我想說的是，刑法不能以惡制惡，好的法律，應當是點亮每一個人心中最良善、最美好的那一部分。

江蘇省昨天的通報，仍然沒能平息輿論，反而讓大家的關注點更加聚焦了。

主要焦點為以下三點：

一、這第五份通報在考量物證時，鏈條基本與第四份通報一樣，結論也基本“維持原判”，但是為何在物證之外，卻有意輕視人證？比如，可否讓云南的親屬們與鐵鏈女見個面？視頻通個話也行？

二、批捕董某民時的罪名——涉嫌虐待家庭成員罪，和對他立案偵查時的罪名——涉嫌非法拘禁罪，兩相比較，怎么反而變輕了！那么順藤摸瓜，大家就要質問了：董某民收買被拐賣婦女不是罪嗎？他與精神病患者發生性行為，不是強奸罪嗎？他鐵鏈鎖女，不是非法拘禁罪嗎？更不要提他提供虛假信息去辦結婚證和給鐵鏈女落戶了。再深一層，如果他與鐵鏈女的婚姻根本都是違法的，那么“家庭成員”一說又如何成立？

三、雖然處理了17位官員，但都以“失職瀆職行為”為由，無一人與拐賣人口事件相關。而在當地，整村整村的人都共同知曉買賣行為、共同監視被拐女性、共同庇護買方的事件，看起來比比皆是，難道官員不必為此負責？

以同樣的邏輯來看江蘇省婦聯的最新表態，要深入排查云云，也只能說，做比不做好，但對其成效不必抱過高期待。如果真要排查，讓廣大媒體進村采訪、讓官員真正被問責，才有可能服眾。

昨天一紙調查通告，雖然民間依然疑問頗多，但是對于豐縣這場羅生門，算是有一個暫時性的結果了。之所以稱其為暫時性的，就是因為從豐縣事件整個過程看，拐賣婦女兒童，實行非法拘禁的現象，在這個地方是普遍存在的。

這一點是文明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同時也暴露了當地相關部門的失職，當地婦聯自然應該首先承擔起責任，開始排查類似事件，而從根本上盡可能杜絕婦女兒童拐賣，還是要改革法律，從買賣同罪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