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哥和“有事找組織”

????標哥揣著大把現金和一顆救助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雄心來到美國，在中央公園大宴賓客。250名流浪漢坐著舒適豪華大巴，來到高大上的船塢餐廳，吃了一頓高大上的免費牛排餐，現場觀賞了標哥精心準備、親自出演的高大上的文藝節目，度過了或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高大上的一個中午。酒足飯飽了，曲終人散了，人生完整了，按照中國人投桃報李的思維，本該對金主感恩戴德才是?？上绹骼藵h和所有有投票權的美國公民一樣，早在年復一年政客們競選拉票時的許諾和當選后的兌現之間的巨大落差中練就了一身窮追猛打的功夫，因為沒能現場拿到標哥在活動廣告中許給每個人的300美元現金，他們居然把他說成騙子，還借著牛排提供的能量順勢搞了場飯后示威。

????標哥著實冤枉，他不是沒掏錢，而只不過是聽從了負責幫他招募前來赴宴的流浪漢的本地社會服務組織的建議，把原計劃發到個人手里的錢一分不少的交給了“組織”。

????這種做法對標哥這一代在中國文化中長大、習慣了“有事找組織”的人來說顯得順理成章：既然是服務流浪漢的組織，當然是流浪漢們的代表，既然組織認為用這筆錢為流浪漢們搞工作培訓比讓他們直接去揮霍對流浪漢本身更有好處，那無論是流浪漢還是慈善家當然應該都“服從組織”。所以事后被媒體追問此事時，標哥兩手一攤說自己問心無愧——錢交給組織和交給流浪漢本人難道不是一回事嗎？

????在美國這還真不是一回事。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美國文化對個人至上的推崇和對集體概念的淡漠帶來的結果，但這種解釋其實過于簡單。事實上，在美國這樣一個把實現個人價值當作宗教信仰般執著信奉的社會里，作為集體單位的“組織”不僅不是形同庶出自生自滅，反而是理直氣壯遍地開花。如果有可能對美國和中國的官方和民間團體組織的數量做出準確的統計，前者定會是后者的百倍甚至千萬倍。按照政治觀點劃分的黨派，按照使命劃分的服務團體，按照職業劃分的工會，按照興趣劃分的協會，按照族群劃分的聯盟，按照駐地劃分的社區委員會，還有為某個議題臨時拉起的大旗，都能迅速在麾下招攬起志同道合的浩蕩人馬。即使跟哪兒都靠不上的人通常也會聚在一起以“跟哪兒都靠不上”為特色建起自己的組織，比如近年來大學里傳統的亞裔，非裔，西語裔學生組織中迅速冒起的“混血兒學生會”。要是兩頭三條腿的馬能互相找到對方它倆成立個聯盟也不稀奇。

????但在美國，這種個體向“組織”的積極靠攏與其說是基于理念上的自主追求，不如說是建立在實際利益之上的“斗爭手段”。一個人人都可以毫無顧忌暢所欲言的社會就是個人聲嘈雜的廣場，每個獨立的聲音被聽到和被認可的幾率不是更大而是更小。想要讓自己的聲音引起決策者的關注，就必須把獨唱變成合唱。不管是反拆遷、討經費還是借個場地開舞會，只要你能把主語從“我”變成“我們”，你就離成功近了一步。人越多，勢越重，機會就越大，所以這些年很多華人的組織把名字改成“泛亞”，很多同性戀組織也在LGBT后面加了個Q，把介于兩性之間可能存在的各種人群都吸收到原本屬于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的陣營中。

????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松散流動，組織和個人的關系絕非中國人熟悉的“公社是個紅太陽，社員都是向陽花”，而更像是鮑勃迪倫唱到的“blowin' in the wind” （隨風飄蕩），誰也不能代表誰，誰也用不著服從誰，利益一變關系立馬解除。紐約前市長彭博當年可以為贏得競選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不停的變換黨籍，流浪漢們當然也可以為了300塊跟帶他們去吃飯的服務組織翻臉，這一點一路高唱“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標哥怕是真的沒整明白。（財富中文網）